《三字经》作品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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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
《三字经》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,知名度极高。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《三字经》来识字知理的。《三字经》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,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;不受文字限制,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,全文用典极多,全篇充满乐观精神;在《三字经》出现之前,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,《三字经》则以三言形式出现,读起来轻松愉快,更符合儿歌特点,明朝赵南星称其“句短而易读,殊便于开蒙”,故此为蒙学第一书。《三字经》在古代被称为“小纲鉴”,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,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,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。
《三字经》与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。

国际
从明朝开始,《三字经》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。
根据记载,世界上最早的《三字经》翻译本是拉丁文。1579年,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,到澳门学习中文,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《三字经》,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。
1727年,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,首先研读的就是《三字经》。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,后入选培训教材,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。1779年,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(1716~1786年)翻译的《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》,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“开明专制”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,政府遂正式“推荐给俄国公众”并走向民间。“俄国汉学之父”俾丘林(1777~1853年)曾在北京生活14年,深谙经史,更明晓《三字经》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,他在1829年推出《汉俄对照三字经》,并称《三字经》是“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”。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,于是《三字经》成为“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”,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。普希金细读后,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“三字圣经”。普希金研读过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但对《三字经》情有独钟,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《三字经》。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《三字经》为初级教材,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《三字经》为首选教材,因而,《三字经》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。
韩国、日本也对《三字经》也非常重视。日本早在江户时代(1603~1868年)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《三字经》。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(1868~1921年),日本的私塾已采用《三字经》,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,如《本朝三字经》、《皇朝三字经》等,多达二十多种,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,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《本朝三字经》。
英国的马礼逊(1782~1834年)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《三字经》。1812年,他出版《中国春秋》英文版,包括《三字经》和《大学》。修订后,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。
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《中国丛报》上刊载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等启蒙读物。
在法国,犹太籍汉学家儒莲(1797年~1873年),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《孟子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老子道德经》、《天工开物》等中国典籍。
1989年,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《三字经》,被推荐参加“法兰克福国际书展”,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。
1990年,《三字经》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《儿童道德丛书》,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,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。